其实上海协奏曲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上海音乐学院出过哪些著名的当代作曲家,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上海协奏曲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也许钢琴、小提琴协奏曲两大类体裁在中国水土不服,民族乐器类协奏曲和音乐会序曲的捷报频传又让人雀跃,如莫扎特、柴科夫斯基、理查?施特劳斯这般全能型的选手,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终究是少数,中国作曲家还是应从自身条件出发,寻找最贴切合身的音乐体裁。
唐若甫
古典音乐发展的漫漫长路,就和社会工种更迭一样,总有一些体裁不再为现代作曲家青睐。比如,宗教里的弥撒、安魂曲、众赞歌,被后来的近似者替代的康塔塔、田园诗,被标题音乐取代的不带标题的交响曲,以及被作曲家自己淘汰的协奏曲。
曾几何时,作曲家还身兼演奏、经纪、乐务和舞台监督数职,协奏曲曾是他们最亲密的“小伙伴”,也经常被“玩坏”。比如,李斯特就常在协奏曲的乐章之间插演奏自己的独奏作品,让乐团干等一边,观众也可以在乐章间鼓掌。作为现代钢琴家鼻祖,贝多芬甚至将自己的五首钢琴协奏曲视为向皇室贵族、名媛少妇炫耀的法宝。1810年完全失聪后,贝多芬无法继续登台演奏,自然也失去了写钢琴协奏曲的动力——就像没了异性的孔雀失去了开屏的必要性。于是,首演于1811年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成为贝多芬在钢琴协奏曲上的绝响,亦是其1824年指挥《第九交响曲》前最后一次登台演出。
贝多芬奠定了作为协奏曲独奏家的作曲家风范,他的衣钵后由钢琴界的李斯特、肖邦、格什温,小提琴界的帕格尼尼、苏克、布鲁赫等人一一继承。而随着作曲和演奏技巧愈见艰深,也是作曲家安于作曲,演奏家安于演奏的状态所致,协奏曲的独奏渐由职业演奏家担当。在最后一批得以传世的钢琴协奏曲(如巴托克的钢琴协奏曲)或小提琴协奏曲(如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协奏曲进入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现代作曲家开始移情别恋于他们更熟悉的体裁——歌剧、交响曲、交响诗和室内乐。
而在钢琴协奏曲《黄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后,中国的协奏曲事业也开始朝民族乐器如竹笛、唢呐、管子、琵琶、扬琴、笙簧等方向发展,或是中性的打击乐。甚至有一部打击乐协奏曲要求演奏家在最后戳破纸质鼓皮,上半身栽进鼓里,纯属被“玩坏”的典型。小提琴、钢琴协奏曲方面,除去王西麟2010年首演于瑞士的钢琴协奏曲《殇》外,实在缺乏亮点。
于是,一场包含了两首协奏曲,且均是世界首演的音乐会,吸引了我的注意。5月17日,赵晓生、叶国辉、周湘林、朱世瑞四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各携新作亮相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开场是叶国辉的《梅兰芳序曲》,上半场重头戏是赵晓生的交响诗篇《神话四则》;下半场是两首协奏曲,朱世瑞的《如歌之魂》为钢琴而写,周湘林的《跳乐》为中阮而写。四首作品均为首演,指挥家丹尼尔?卡夫卡执棒上海爱乐乐团演绎。
周湘林为中阮而作的《跳乐》,是四首作品里最具大众审美的谐趣之作。中阮的音色与吉他接近,但在音量上又有过人之处。辅以乐团行云流水般的铺垫和取材于云南彝族的“烟盒舞”音调,整部作品流露出坂本龙一或宫崎骏大片配乐的即视感。
作为弹拨乐器鼻祖“乌德琴”的变种,中国弹拨乐器如琵琶、扬琴、柳琴和阮,无论是音量、炫技还是表达力,都胜过西方同类乐器,一度成为本土作曲家创作协奏曲最爱的主奏乐器之一。中阮的音色亘古深厚,较之琵琶更为憨实,也能极佳地融入乐团齐奏中。针对于此,现场对中阮独奏作了扩音,然而演奏者吴强身体的自然摆动还是造成了扩音音量不均,不免有突兀之处。
最著名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陈钢和何占豪。
小提琴等级:共有十级,11、12级为演奏一级、演奏二级。
考级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乐理,分为视唱练耳和乐理基本知识问答。
另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演奏,要求一条音阶,两首练习曲,一首协奏曲,一首外国乐曲,一首中国乐曲。
大多数情况是先考乐理再考演奏。考级时要求背谱,如果跳级报考有的时候会要求视奏低一到两个级别的曲子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作曲者是刘文金。乐曲《长城随想》是刘文金创作于1981年的一首二胡协奏曲。1982年由闵慧芬和上海民族乐团首演。共分四个乐章,全曲气势雄浑,不仅继承了优秀的民间音乐元素和戏曲音乐元素,同时还借鉴了西洋作曲技法,保持了浓郁的民族风格,成功的表现了华夏神韵,同时大大丰富了创作手段,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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