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外交部回应日中友好议员访华的一些知识点，和1978年10月22日谁前往日本访问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田中角荣（1918—1993），1918年5月4日出生于日本新潟县刈羽郡，毕业于私立中央工学校，日本杰出并富有争议的政治家、建筑师。
田中角荣是原众议院议员，历任众议院议员（第16期）、邮政大臣（第12代）、大藏大臣（第67－69代）、通商产业大臣（第33代）、内阁总理大臣（第64、65代）。其原以商人从政，1957年出任邮政大臣。
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同年9月底，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因此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4年他因涉嫌洛克希德一案下台，1976年宣布退出自民党。1990年田中角荣从政界引退。其提出的政治理念“人数就是力量”使日本大兴贿赂之风。此做法使他饱受诟病被迫下台。1993年病逝于日本东京。
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首相，日本人称他为“庶民宰相”。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副总理出访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广交日本朋友，参观考察日本企业并乘坐日本新干线列车…打开了中日友好的大门，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同期国内还上映了日本电影“追捕”“望乡icon”“狐狸的故事”中国观众感受到了日本文化，认识了高仓健icon栗原小卷…
为了表示中日世代友好还成立中日友好人民公社…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表示：日本政府决定无偿在中国建设一家医院。1984年一座全新的医院在北京落成，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题写了院名：中日友好医院
中国和日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名言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历史悠久，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文化也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上世纪中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两国交战十多年。1972年，日本首相中曾根访华，从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的《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特意多次提到了一位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
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自起汉名邬其山。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1927年10月，鲁迅入住虹口，住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大陆新村，此后与内山完造相识。从此，两人友谊甚深，过从甚密，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他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第一点，他们之间，是一种患难与共、终生不渝的友谊。鲁迅与内山先生的交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九个年头。那时上海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中日关系很紧张，一九三二年发生了淞沪战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剧压迫人民，屠杀革命者，围剿革命文化。一九三〇年三月，反动政府对鲁迅下了通缉令。这个通缉令直到鲁迅逝世也没有撤销。内山先生对这些都很清楚。通缉令下来时，就是内山先生请我们一家避居到内山书店楼上一个月，那时我才半周岁。一九三六年七月，就是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过去的一个学生李秉中，当时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里工作，写信来说，他早想设法撤销对老师的通缉令，但不敢启齿；最近听说老师有病，因通缉令的关系，形同禁锢，希望老师能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由他办理，绝不敢有损老师丝毫的尊严。那时鲁迅大病初愈，接到信就散步到内山书店告诉了内山先生。内山先生在《忆鲁迅先生》一文里是这样写的：
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老板”，这种过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病后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走。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数年之久了。因为先生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就向先生：“那么，你是怎样回复的呢？”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从内山先生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人格，鲁迅的思想，都是十分敬佩的。一到危难之际，他总是立刻伸出援助之手。除通缉令那一次外，后来又遇到过几次危险的事：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一九三二年一月淞沪战争，一九三四年八月内山书店两名店员被捕，当时都由内山先生帮我们找到避难的住所。而内山书店，也就成为鲁迅与朋友来往，与革命者及国际进步人士会晤的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点。内山先生对鲁迅，对中国革命者的这种友谊，在当时是遭到中日两国黑暗势力的反对的，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友谊。保持这种友谊是需要人格和勇气的。所以内山先生对鲁迅，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日本人民高尚品德的一个象征。
第二点，他们的友谊之花，结出了中日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之果。鲁迅与内山先生结识之后，很快就从个人之间的友谊扩大到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我们从鲁迅和内山先生合作的事业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当时中日关系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两国人民也可以通过思想文化的交流达到相互的了解和友好。内山书店本身，就通过经售世界各国的书籍，实现看国际思想文化交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日记和书账里看到，鲁迅到上海以后购买的图书，绝大部分是通过内山书店的。然而内山先生所做的绝不只是这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当局是反对国际间进行文化的交流的。鲁迅的书和文章遭到查禁，迫使鲁迅不能不用化名进行战斗。被禁的书在中国书店不准卖，内山先生就在他的书店里卖，还通过内山书店发往外国。鲁迅的一些重要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章，是通过内山先生介绍的日本朋友在日本发表的，使日本人民也能够听到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声音。鲁迅编辑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也是内山先生设法在日本印刷装订的。内山先生还将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介绍给鲁迅，在鲁迅的帮助下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增田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鲁迅还和内山先生合作举行过多次中外版画展览，有一次是在千爱里内山先生家中举办的。
当然鲁迅与内山先生的事业不同。鲁迅是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内山先生是一位商人，一位有文化的商人，一位伟大的、有远见、有勇气的商人。他们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那就是他们都想爱中日两国的人民，希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友好。内山先生的著作《话中国的姿态》，就是为了把他所了解的中国介绍给日本人民而写的。鲁迅在为这部著作撰写的序言中说：
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
鲁迅与内山完造先生，就是在那些艰难的日本里，致力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播下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友好的种子的。
第三点，他们的友谊，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为未来的日中友好合作开辟道路。鲁迅与内山先生，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了先驱者的工作。然而鲁迅没有看到这个中日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到来。鲁迅逝世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内山先生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是在偕同内山真野夫人来华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抵京后第二天因大脑出血逝世的。那时中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往来方兴未艾，但政府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也还谈不到两国的全面友好合作。
资料来源《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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